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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将存解释为恤问。

我自己谈不上深入研究，我学习儒学，还是为了经世致用。（《论语·述而》）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您是怎么转过来的，又如何面对思想的反思呢？郭：每个人都会受到时代的、认识的等很多方面的限制，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们这代人，少年、青年时期接受的教育，生活的氛围，都是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的、革命大批判的那一套。在此背景下，刘述先以宋儒理一分殊的观念来解决一元与多元的问题，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只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提供一些曾经养育过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良性的精神价值资源，尊重其系统，并努力对它作创造性的扬弃和转化。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中的政治正当性，即认为政治权力之根源在天、天命、天道，其根据、本位在人民、老百姓、农工商，其基础是广阔的民间社会空间、民间力量及其自治，其指导、参与、监督与言责则在士人。在古代，治理社会有两种方略，一是德，二是刑，所谓德主刑辅，就是道德精神是法制的根本理念，同时把道德教化放在强力控制之上。

2006年，邓晓芒先生就此问题重新探讨，胡治洪、丁为祥、龚建平、陈乔见、林桂榛先生等继续回应，双方就如何评价亲亲相隐及儒家伦理、《游叙弗伦》篇解读、中西方容隐制度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等问题继续展开讨论。为什么这么说呢？郭：一方面，民间存留着很多善根，国学确有草根性。假如大陆当局果真能够完成这一转型，那是值得欢迎的。

伴随着对文革的反思和部分清算，1980年代中期，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变得声名狼藉。对这三个群体，当局采取不同态度。而且，在这个大合唱中，毛左派的立场比自由主义者更为坚定，他们的声音更为高昂。我们可能正在见证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宗教复兴运动。

据此，它们忽视或者反对宗教、文化、社会，反对一切既存的建制。它宣告，通过肉体的物质欲望之满足，人可以通往天堂。

但其结局却出人意料：百日之后，孔子雕像在月黑之夜被悄然移走。儒家同样经历了一场强劲的复兴。蒋庆提出政治儒学概念，进而提出儒教概念，同时提出了其以议会三院制为核心的儒教宪政方案。这就是本文基于对中国大陆思想与政治格局之分析而得出的结论，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笔者的愿望：至少在传统遭遇严重破坏的大陆，自由秩序的构造与儒家的复兴，必呈现为同一个历史过程。

这种群体性皈依现象，固然基于个体对生命意义之追寻，但也有很多人是理性的皈依者。人们也完全可以推测，当局乃是基于对儒家的专制主义理解而尊崇儒家的，这就好像李光耀之利用儒家为其威权政体辩护一样。这样的论说看似机智，实则错得离谱。这是此前所没有的，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属于一种新现象。

因而，现代意识型态所承诺的美丽新世界，从建立的那一刻起就趋向败坏。此一事件证明，毛左派将成为当局回向孔子的最大障碍，这个毛左派正是中共意识型态的原教旨主义者。

而由于儒家在中国性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因而，儒家的复兴更为普泛。当局也意识到，用中国符号表达的文本、艺术，可以成为在全球化时代竞争的软实力，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就竭力加入这种传统文化元素。

自由主义者纷纷皈依基督徒，并依据基督教教义来抨击儒家，也强化了儒者对自由主义的不满。摧毁联结人们的精神秩序，社会秩序必然难以维系，遑论构建现代国家秩序。因而，现代意识型态所支持的政权内在地具有不断革命的倾向，只不过它会以各种不同型态呈现：毛时代，大陆当局不断发动阶级斗争。这一特质让儒家天然地具有宗教宽容的气质。1990年代后，官方陆续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很多比较温和的知识分子则信奉现代自由主义。

此一风波尚未平息，十几天后，人们突然发现，国家历史博物馆面向长安街、天安门的北门树立了一尊高大的孔子雕像。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发起了摧毁传统的思想与文化内战，此即林毓生所说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心智。

更不要说，在当代大陆，也有一批儒者，包括笔者，完全从自由宪政的视角理解儒家、重解儒家，而这样的诠释是完全可以成立的。这样，毛的神话和思想就潜伏在官方意识型态体系的最深层，只不过在此之上，邓小平和他的继承人迭加了一些现代的、开放的理念，比如增长、市场、法治等等。

只有经过时间淘洗、因而具有普遍性的传统的信仰、价值，可以治疗心灵的这种严重疾病，进而重建健全的精神和人格。基督教自由主义者在自由主义圈子中可能得到尊敬，儒家化的自由主义者却经常被指控为背叛者。

在现代意识型态溃散的背景下，传统宗教复兴了，中国大陆出现了一场宏大的宗教复兴运动。第二，当局承认孔子、儒家的主流价值地位，让中国完成现代国家的构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最初是乡村教会复苏、扩张。笔者无法想象，面对这样的景象，那些沉浸于反孔、排儒情绪的自由主义者，该作何感想？ 也许，这一事件表明，继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型态溃散之后，另外一种重要的意识型态，现代自由主义反传统的立场，也已经走到了尽头。

这也就意味着，尽管当局部分地告别了毛，但毛随时可以归来。作为中国之主流传统的儒家的复兴，对于中国人的精神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的重建具有决定性意义。

因此当局有意借助中国传统，主要是孔子、儒家，重建官方意识型态。这也正是18世纪法国启蒙知识分子的基本心理。

在这段话之前，毛引述了历史上开国君主从鄙儒到尊儒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实即汉初贤哲深入讨论过的从马上打天下到以仁义治天下的转变。他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一旦现代化的过程启动，原来镶嵌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儒家，就可能被甩出来，而成为孤魂游鬼。

事实上，在当代中国大陆的政治社会脉络中，儒家本身也是公民社会的构造主体之一。由此，生活与法律、文明与权力的冲突将难以化解。在这一意识型态溃散之后，大陆当局有意无意地鼓励物质主义。正是这样的复兴，在最基本的程度上维系着这个社会的生活秩序。

它最初始于民众对自己熟悉的信念和生活的自发回归。但这些努力被这个意识型态体系中的正统派视为异端而予以压制。

这场运动把启蒙反宗教的倾向与反帝的政治意识捆绑在一起，从而为未来中国从国家精神上走向彻底的无神论打开了通路。这一点反过来也让现代建国事业迟迟不能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具有宗教宽容的传统，宽容内在于儒家的义理结构中。从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基督教的候补皈依者。